陳冲:前瞻基礎建設 要考慮新社會契約

前行政院長、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陳冲今(13)日引述倫敦政經學院校長Minouche Shafik說法指出,新的社會契約有必要提供全體最低收入,與近年的熱門話題universal basic income(全民基本所得)意思相同。

陳冲表示,三百年來,盧梭的「社會契約論」一直是民主政治,乃至現代國家的運作基礎;2016年「創作歌手」巴布狄倫竟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,初覺奇怪,但看他2000年奧斯卡最佳電影主題曲的曲名Things have changed即可明白,石器時代的思維,在數位時代勢必有所調整,文學獎自可不限於傳統思維的文字創作。至於原就不停蛻變的社會契約,針對近二十年急遽變遷的社會環境,有不同的契約內容,也是理所當然。

倫敦政經學院校長Minouche Shafik,過去兩年基於她在IMF、世銀及英格蘭銀行副總裁的經驗,對new social contract 提出不少建言,本年1月1日又在愛爾蘭有近200年歷史的報紙Irish Examiner發表開年專欄,名為Solving global problems will require a new social contract,或許因已多次闡述,故僅要言不繁帶過,雖然意賅但嫌言簡,以致國內媒體轉譯時,不易掌握原意。

Shafik在文中提到,新的社會契約有必要提供全體最低收入,一般譯為最低所得或最低工資,其實她是說minimum income for all,與近年的熱門話題universal basic income(全民基本所得)意思相同。與我們立法院優先法案最低工資法,則毫無關係。最近退出美國總統初選引發各方注意的楊安澤(Andrew Yang) ,最火紅的政見就是全民基本所得。

長久以來,許多人都擔心全民基本所得財源的問題,其實整併各種身分別補貼、去除各種審查成本、減少政府討好支出、強化(機器人稅)數位時代財源,應可正面思考。

Universal basic income只是新社會契約可能的一項內涵,更重要的是近20年來,承襲全球化,所引發科技的迅速進步,已形成new social contract衍生最有利的環境。最近Covid-19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,供應鏈、價值鏈斷裂再重組的可能大增,世界經貿秩序、新的社會契約,都將面臨嶄新景象。在管控疫情之外,也要放眼未來,思考社會結構性的變化。

New social contract的內容,勢須反映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。詳盡列舉當然是浩大的工程,暫就顯而易見者臚列一二 : 例如貧富的差距、知識的落差、身分的矛盾、世代的對立、經社的停滯等。

貧富差距一直是人類社會史、經濟史上的難題,至今愈演愈烈。2014年法國學者皮卡迪「21世紀資本論」更將此一問題推向極致,唯恐r>g的理論造成財富集中度愈形惡化。

一般用以衡量貧富不均的五等分位法,或是吉尼係數,在台灣相較他國雖還不差,但都處於歷史高位,根據主計處統計全體家庭所得不平均度,吉尼係數雖由2009年金融海嘯時的0.345,稍稍下降至2018年的0.338,仍高於過去20年以來的數據(1997年時僅0.32),而最高20%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為209.9萬,最低20%家庭僅34.5萬,差距達6.09倍。

皮卡迪催生於2017年成立的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發布World Inequality Report中可看到,過去幾十年中,富人與窮人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地幾乎都呈擴張趨勢,各國收入前10%成人的收入總額比重皆增加,而世界收入前1%的收入增長總額是後50%增長總額的兩倍,財富不平均的問題正擴大中。皮卡迪主張課富人稅,附和者不少,但如何發現富人?

在台灣依課稅資料無法發現潛藏的富人,如課富人稅,只是在現有納稅人間作重分配而已。還是應由革新稅政著手,由資金流量掌握稅源,再從稅制加強資本利得的課徵,倘捨財產交易如股票、外匯、房地之所得,而計較勤勞所得、補充保費、甚至沒有現金流的財產,能謂公平?

知識落差也是自古有之,但現代更有knowledge gap, digital divide的問題,教改有改弦易轍必要。數位時代的教育,應該提早或延後,例如孩童早熟應考慮放寛入學學齡將early childhood care後期提前倂入education,再為因應時代進步,up-skilling及reskilling更應成為終身教育甚至人生義務教育的一環。這也有助貧富差距的改善,社會競爭力的提升。

身分矛盾,此種現象在不少國家可見,例如馬來西亞Bumiputera的保障,或是某些國家新舊住民的歧見,徒增內耗。在台灣基於歷史或政治考量,也有不少身分別不同的補貼,例如退休金、老農津貼、用油補貼、利息補貼等,其中自有公平或存廢的爭議;而其他身分如家庭主婦、照顧老幼之家屬,對社會亦有貢獻,也引發是否補貼問題,自然衍生是否應有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討論,還可減少審查的行政成本。

家庭主婦應否由配偶或政府取得報酬,甚至是否計入GDP,是個老問題,經濟學大師Paul Samuelson曾戲說,與女傭結婚後,因配偶免支薪,國家GDP就減少了,巧妙點出問題所在。當今面對選票產生各種身分別的補貼問題,益發值得一一檢討省思。

世代對立,當然不是台灣所獨有,試看Shafik的一段話:”Older people regard the young as ungrateful for past sacrifices, and the young increasingly resent the elderly for straining social-security programs and leaving a legacy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. “是不是勾動許多人的心弦?

記得2012年在立法院答訊時,我曾呼籲世代包容,也許沒有許多回響,而且包容應是相互忍讓,兩頭下手,採取對策,可惜這兩年來,只見政客著眼選票,相關問題更見激化。

經社停滯,其中至少有兩項課題,一是社會階級的流動性(social mobility),一是收入成長的牛步。前者一直欠缺長期動態的分析,卻是社會上普遍的印象;後者除此原因外,還有經濟雙元化問題。欲求解方,以上幾項因素,恐怕都要同時考慮。

前瞻基礎建設,在數位時代,決不是鋪設軌道、築路架橋,進行傳統的綁樁撒錢而已,而要考慮new social contract。

呼籲朝野應共組腦力論壇,對Foresight組構共識,至少對未來社會要有共同的期待與想像,針對數位時代不停蛻變而急待解決的上述社會問題共同討論,形塑實踐新社會契約的內容,以使盧梭之思想火花,在巴布狄倫Things have changed歌曲中奔放,A worried man with a worried mind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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